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后期发展

“辛亥”后中华民国的诸多闹剧和“一战”造成的巨大灾难带来的强烈震动和刺激,新文化运动主将对个性解放的提倡和欧洲生命哲学的世界性蔓延所形成的特定精神背景,成了梁启超文化树人思想进一步深化的现实催化剂。不同于早期从政治工具性意义上新“民”,后期梁启超更加自觉地从终极眷注的意义上来关注“人”。他紧扣生命、情感、趣味来思考人生,其立人话语也就向审美之境生发,成为关于生命诗化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