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07年前后,周作人与鲁迅在日本的异域体验已经预示了中国文学现代演变的重要新质;如果说,鲁迅以其“入于自识”的选择标示出了这一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高度,那么周作人与日本“协和”的体验则导致了他对于这一异域文化的更深入的理解和认同,除了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比照之外,周作人与鲁迅的不同也在某种程度上埋下未来兄弟殊途的线索。当然,无论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日本体验有多大的差别,在当时却都较一般的留日中国学生更为深刻和更有远见,因此这些出现于1907年前后的文学活动(包括《新生》的尝试)实际上包含着他们之于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深刻认识。
出处
《贵州社会科学》
CSSCI
北大核心
2005年第4期94-98,共5页
Guizhou Social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