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象征与寓言在诗学发展史上,往往处于对立之中,特别是自浪漫派兴起以后,象征备受推崇;而自本雅明以来,寓言则成为后现代主义本身的宏大叙事。詹姆逊在其《政治无意识》中,在对二者继承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了辩证改造,他认为文本是社会象征行为的体现,而对它的阐释则是一种寓言行为,象征体现了同一性思维,它表现出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寓言则体现了差异性思维,它表现出了乌托邦倾向,詹姆逊在阿尔都塞的生产方式概念的基础上,将二者进行了辩证结合。
出处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4期84-89,共6页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Social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