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诗歌：内与外的反思”笔谈——令人迷惑的“先锋”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