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五四到大跃进,两个狂飙突进的时代,郭沫若于其间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更生"的轮回,在貌似"断裂"的背后,其对自我的否认与对时代的追随的创作理念是一以贯之的,其中彰显的正是知识分子对"中心"话语的追求与把持,从这个角度讲,郭沫若的变又孕育于不变之中。从《女神》到《百花齐放》,应运而生的两部诗集却遭遇了迥异的命运轨迹,本文试图梳理二者在创作、传播、接受与认同等方面的异同,考察诠释在经典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反思文学批评的标准与尺度。如何在诗歌批评中把握好思想性与审美性的统一,是批评者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无论是对郭沫若还是对新诗的臧否褒贬,都要警惕或捧杀或棒喝的"话语狂欢"背后的学理性的沦丧。
出处
《郭沫若学刊》
2010年第4期47-53,共7页
Journal of Guo Moruo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