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方国家已经可以在现代性的“尾迹”中反身观望,而对于我们而言,却仍处于现代性这个巨大漩涡的中心。韦伯站在资本主义内部,从文化——价值的非制度层面对现代性的现实主义剖析,但仅仅诊断了病症,却难以开出药方。马克思站在制度维度批判了现代性,由此获得不同以往的角度,将现代性问题引向制度层面。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开出了药方。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性提出了新的问题,需要我们超越制度维度展开更深入的思考。
出处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06年第3期62-66,共5页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Ningbo Municipal Committ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