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我国目录学源远流长,有许多传统。依书成目和不囿存书,即为我国目录学史上流传至今的两种不同的做法,两种不同的途径。简而言之,前者要求“目睹”,如清朱记荣《行素草堂目睹书录》;所收之书,“均经目睹并及借钞成帙之书”。后者则为“知见”,如清莫友芝《鄙亭知见传本书目》;所收除其所见存书外,“又采录邵位西年丈懿辰所见经籍笔记益之”。汉代目录事业发端,刘向父子手自校书,以成《七略》。王重民先生指出,此种依书成目的编目方法一直影响着历代封建王朝官修目录的发展。班固本《七略》修《汉志》,删除者,则注“出”;增入者,则注“入”。实未妄加,且亲以原书核对。《夹氏传》一书下,班氏自注“有录无书”四字,当是班固手检兰台藏书的结果。自《汉志》以降,“
出处
《大学图书馆学报》
CSSCI
北大核心
1990年第4期33-37,共5页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