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重新审视“五四”时期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之间的论争,我们会发现,在围绕“文学之用”的观念辩驳之后,翻译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在持续的译介过程中,创造社通过翻译进入新文学的生成空间,支撑起以张扬个性为标识的浪漫主义的理论话语体系,为初生的白话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体式,改变了新文学偏重写实主义的原初文学资源架构,进而建立了与文学研究会“双峰并峙”的文学新秩序。
出处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4期16-18,共3页
Journal of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