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的力量——评汤普森《共有的习惯》

詹姆斯·斯科特在他的某本书里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何那些由国家推行的、出自善意的、现代主义的乌托邦计划大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斯科特的研究不是基于逻辑推衍,而是经验和“实地调查”,而他选择的个案大多是第三世界的落后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央集权政府具有强大威力,具有实现自己的意志的手段,而其领导人对现代化充满热烈的冲动,他们制定的现代化计划则把本国或本地区的传统、文化、地方性、历史、乡规民约等等通通当作落后的东西,欲以现代的理性的规划取而代之。这种现代主义的计划,有时并非国家行为,而是某些对现代化充满热情的地方政府或个人的行为。他们的目标,同样是想以一种拒绝地方性的计划来改造地方,其结果是破坏了地方的本有的社会生态。恰恰是在那些现代化开始最早的国家(例如英国),由于国家政体的民主性质,其权力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因此很难以行政的方式强制推行那些无视地方特殊性的计划。此外,由于现代化本身就是这些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内发过程(不是一个被强加的过程),因此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能够获得一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