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因广州大元帅府社会整合能力衰微而导致的整个社会经济生态恶化,极大地制约着工商间的阶级分野。针对政府的经济压力,工商两界多联合努力抗争,传统行会理念“劳资互助”遂为其拓展生存空间的主要取向,这在抵税运动中表现颇为典型。与之相应,工商间的劳资纠纷多呈温和态势发展,且其调解亦循“工商协调”的基本模式运作。这与国民党“阶级协调”的政治统治逻辑及广州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亦有着密切关联。考察广州大元帅府时期工商关系与社会经济的互动,能为我们客观评估国民革命阵营中的阶级变动提供典型的例证。
出处
《社会科学研究》
CSSCI
北大核心
2006年第5期146-154,共9页
Social Science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