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辨”的形上学意义和中西哲学的分流与会通

从现代哲学的视阈来看,以人的生命活动为基点,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是哲学的本质性的内在问题,也是哲学作为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动力机制。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且涉及到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和回答,正形成以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西方哲学和以主体、语言和存在的“非同一性”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中国哲学,并决定了各自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和天命,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规律。西方哲学在上千年的发展中所经历的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学”的转向和“本体论”哲学的“瓦解”与“形而上学”的“终结”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既是对西方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同一性”理论和方法的解构和颠覆,也是对中国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非同一性”理论和方法的肯定与回归。隐藏在“现象学”和“语言学转向”背后的真实蕴涵和哲学精神,则不仅为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和现代性提供了最好的论证,而且也为中西方哲学的会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