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小时候,家里常挂着一幅对联:“书到用时方狠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几十年来,深感其是。中国人讲究“经世致用”,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用。然而,读了半辈子书,却仍然不够用,写文章遇到捉摸不定的事,还要查书,不敢贸然下笔。比如,我在写《穆斯林葬礼》时遇到一个问题:北京改名叫北平是哪一年?为了这个年份,我就查了几十本书,才得以落实,是在1928年。再比如,写《补天裂》时遇到一个问题:晚清大内总管是“李莲英”还是“李连英”?为了一个草字头,又翻遍故纸堆,一直查到了李连英的墓碑碑文,终于确信没有这个草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