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疏漏——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

“自然”在中华民族思想史中拥有独特的地位。然而,中国人在书写自己民族的文学史时,却疏漏了“自然”。中国文学史的百年书写,依赖的是对一种“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认同走出自然,改造自然,也就意味着文学的发展和进步;顺应自然,返归自然,则意味着文学的消极乃至倒退,文学价值与社会意识的成见形成显著的落差。随着“人类纪”的到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紧迫、更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文学现象以及文学的历史,同样应当在这个统领全局的视阈内重新审视。文学不但是人学,同时也应当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学、人类的精神生态学,文学史的书写也应当充分展现人与自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