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实验性话剧的文体“规范性”

新时期实验性话剧是在对中国传统话剧的反叛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1980年代前期，中国戏剧界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戏剧观大讨论，呼应着当时活跃的实验性话剧创作。戏剧观变革以及相应的创作实践给中国话剧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于是有人提出：“没有戏剧观的突破就没有未来戏剧，有多少戏剧观被打破，就有多少新戏剧应运而生。”这种论点的偏颇之处是十分明显的，但它却鲜明地反映出了当时剧坛求新求变的普遍心理。可以明确的是，新时期实验性话剧反叛的对象是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话剧，主要方法是对戏剧假定性本质的重新发现、“间离”手法的运用以及剧场性的追求等等，文体变革的主要目标是企图实现戏剧叙事的自由性。应该说新时期实验性话剧的上述目标基本上是实现了，但是否就表明其实验变革的任务已经实现，或者取得真正成功了呢？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通观新时期20多年实验性话剧的文体变革，我以为我们的实验性话剧不是不自由，已经够自由了，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难道文体变革仅仅是为了获得叙事自由吗？在取得了舞台时空的高度自由后，我们的实验性话剧是否丢失了一些更为根本和重要的东西呢？基于此，重提话剧文体变革的规范性问题显得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