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与常看先秦儒家历史理性的觉醒

人类精神觉醒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为了推进这项研究,我们邀请五位教授,就有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刘家和认为:《史记·三代世表》不包括三代先公和周厉王以后的周天子,这说明它所注重的不再是邦而是真正起作用的王朝。在总结三代历史的基础上,先秦儒家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视为类本质相同的人,认识到人的本质具有二重性,这二重性导致善与不善之间的转化,进而推动着历史的进展。公羊家则把具体的“三代”演化为“三代”周期,认为历史是断与续、变与常、一与多的统一。三代反思反映了历史意识的觉醒。晁福林认为:从思想萌芽到精神觉醒有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精神是从“浑沌”的状态中化育出来的;人类精神觉醒是持续的、不间断的,从古至今人类总是处在不断的精神觉醒状态之中;人类精神觉醒又是一个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精神觉醒与精神枷锁的形成往往是同步的,这也许就是人类精神觉醒以及思想解放的进程永无止境的原因之一。杨适认为:考察人类精神觉醒问题不应局限在所谓“轴心时代”,人类的觉醒绝非一次性的动作,事实上是总在改进着的,到了世界史的近代和现代,这种发展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这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新学说,即把关于人的自觉的新发展逐步推进到世界范围和全体人类。杨共乐认为:人类精神觉醒不局限于古代希腊、印度和中国,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也都经历了这一阶段;也不只表现在哲学上,其他许多领域也有精神觉醒的发生。罗马的精神觉醒就表现在协调罗马民众之间关系的政治行为上,塞尔维乌斯改革就是这种精神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蒋重跃认为:承认历史是人文的,又是有规则的,这样,历史理性才会产生。变与常的统一是历史规则的基本内涵。先秦儒家承认历史是人类的活动;同时,又在历史的变与常以及变常统一的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是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一次突破。本刊特辟笔谈栏目,刊出五位的精彩论述,以飨读者。同时,热切盼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