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使命与方言的浮沉——现代民族共同语建构之普遍性与地方性关系变奏

共同语与方言的结构性冲突贯穿中国百年语言运动的始终:方言的“发现”和“浮沉”,既受共同语建设需求的制约,又与当时语言运动所担负的文化使命有关。清末,文改人士以“欧西诸国”为法,以为统一语言不仅可以增强凝聚力,还可以帮助“大清”重新“统一天下”;五四时期,方言的价值被国语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同时相中,人们认识到,自由活泼丰富的国语,必须要民众活的语言——方言做材料;三十年代大众语讨论时期,语言地方性和普遍性具体表现为土语(及其记录形式拉丁化)与普通话的关系,土话变为普通话可以用“发展、充实、转化”六个字来概括;抗战时期对方言土语问题的探讨主要是结合文艺实践进行的。方言问题获得再次讨论的契机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和大众语运动所未能解决的语言与大众结合问题的教训、文艺大众化的需要以及抗战的现实需要。建国之初,国家的统一对语言文字提出了更高要求,方言土语的存废成了语文改革的焦点。语言统一不仅担负文化统一的重任,担负凝聚国家认同的职责,还负有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知识文化水平的职责。在新的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方言成为民族共同语吸收和同化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