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与“再造文明”的不同路径——从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考察当时学界的不同文化理念及其冲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胡适等人的大力推动下,"整理国故"运动迅速升温并蔓延全国。由胡适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成为这一运动的宗旨。以科学精神、西方观念作为整理国故的利器,开辟了国学研究的新生面;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容易犯以西衡中的毛病,缺乏对传统文化的"同情之了解",也缺乏对西方文明的必要反省。同时,大力提倡整理国故,还有消解新文化建设成果,走向崇古、迷古老路的危险。因此,整理国故运动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尖锐质疑,集中体现了当时学界不同文化理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本来,这些不同的见解均有着各自独特的价值,完全可以相互沟通,并在更高的层面上得到整合;但亡国灭种的巨大阴影带来的心理焦虑,对学术活动现实效应的过度追求,加上极度的自信乃至自负,各派学者大多难以与对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沉潜深入的学理探讨几乎成为奢望。这一情形使得"整理国故"运动的积极意义被部分内耗,其对"再造文明"所起的作用也被削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