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绍兴和议”期间的文学生态

高宗和秦桧为了“绍兴和议”,在以严刑和峻罚摧残正论、禁锢政敌的同时,又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歌功颂德的文化运动。作为决定“绍兴和议”期间文学生态的环境因子,这一高压政治既使创作主体锐气顿失,灵光耗散,卓识幽闭,呈观出集体怔忡症与失语症,又诱发了其极易被政治异化的文化“基因”,产生了适应性的变异,使之奔竞于适应高压政治的以歌功颂德为内涵的话语系统中,创作了汗牛充栋的谄诗谀文,文坛呈观出一派“弥望皆黄茅白苇”之势,成了宋代文学史程中的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