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礼记》"大同社会"和柏拉图"理想国"的和谐观,都是在批判现实的改革冲动中作出的理想化社会设计。两者都认为统治者应为全体百姓谋利益,并通过选举产生;都强调社会内部的有序是维持和谐状态的基础。但因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不同,《礼记》"大同社会"推崇德治,所主张的和谐是建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上的和谐;而柏拉图"理想国"重视智治,所主张的和谐是建立在神本主义基础上的和谐。这些不同一方面导致了中西早期和谐观在后来发展中的分道扬镳,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
出处
《理论学刊》
北大核心
2008年第5期109-113,共5页
Theory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