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陈寅恪所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的两篇审查报告,在相对于整理国故和古史辨等学界时趋的偏蔽,有条件地肯定冯著的同时,表达了关于上古和宋代历史文化以及哲学研究的不同看法,并略及方法。与其他记述相参照,可见"了解之同情"并非陈寅恪本人治史方法的表述。其研治经史首重长编考异,内典文献则取形似而实不同的合本子注。至于古史、宋代研究和哲学创造能否达到其所期许的高度,还有待于来者。
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CSSCI
北大核心
2008年第10期98-109,共12页
Social Science Fr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