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与我

我与曹聚仁的交往，自一九五一年他给我的第一封信①开始算起，到一九七二年，他在澳门镜湖医院病逝为止，前后二十多年，几占他晚年的大部分。当时,他在香港，可能因立场关系，“左”“右”都不讨好②，加上经济有些拮据，与他谈得来的朋友，似乎并不太多，而我这个不谈政治，只懂风花雪月的一介商贾，便有机会成为他的谈话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