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法律移植是建设法治国家和社会的必要路径,既要考虑到法治的普适性也要考虑到中国的传统和地方性。传统中国强调国家对社会的高度统摄,但是这种理想化的治理模式在事实上面临着诸多困境。而相对中立的士绅阶层的生长对于国家的有效治理至关重要,一方面化解了高高在上的法律的冰冷,使之得以被民间接受,另一方面则将法律的实施效果反馈到上层,最终达到法治。正是由于这种惯性,现代中国的法治国理想依然取决于公共领域的发育和成熟。
出处
《山东社会科学》
CSSCI
北大核心
2008年第12期97-101,共5页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