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人与写事

我在文章《（傅山进京）与文人戏的新高度》（载《上海戏剧》2008年第1期）结尾处卖了个关子，我写道，《傅山进京》其实也可以命名为《傅山与玄烨》，而细察这两个剧名的微妙差异，对中国戏曲的认识就会加深。这两个剧名到底有什么差异，它们与中国戏曲的性质特征有多密切的关系，是我未及细说的。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什么是戏曲剧本的适宜题材，更直接地说，是它究竟适宜于写人，还是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