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治国及选举迷信——访北京大学教授潘维

大从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这种权利在法律上与知识界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是平等的,而伤害了广大劳动者利益的政策当然是错误的政策:决策者、技术专粗、社会知识界,即所谓“精英”,都要在意网络意见,搜寻其中反映的社会大众的呼声今天的公共政策,涉及日益复杂的利益。若不肯让利益有差异的人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就看不清什么才可能是中立妥协的政策,也就谈不上和踏的社会我们今天不能用民主和法治来套40 年前的“文化大革命”,说它有民主没法治。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防止资长主义复辟,是他个人靠发动群众,办他想办到的事情。严格地记这不能叫民主腐败是靠法治来治理的,选举不治腐败。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党基本上是喊着反腐败的口号上台,又因为腐败而下台。幻想变个制度、甚至遍派选票箱子,就什么都解决了,那就是制度迷信。国外好的结果未必主要取决于其制度,即便那个制度在西方是决定性的,但没那个土壤,也会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法治与立法机构关系不大、法治的核心手段就是司法独立,也包括成熟中立的公务员执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