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与莫里哀喜剧创作跨文化研究(下)

西方传统喜剧理论一直认为喜剧可以通过嘲笑来惩戒丑行,纠正错误,具有社会教育的功能。《诗艺》的作者——古罗马的贺拉斯更是明确地把“寓教于乐”标为写作旨规。莫里哀虽然未能最终摆脱古典主义的金科玉律,也无法拒绝国家至上观念的深刻影响,但他从未忘却对于社会道德规范的关注。他的喜剧写得真实、自然、生动,往往是在逗乐之中起到了教育观众的作用。他认为,衡量一部戏剧好坏的标准是看它能否打动观众,教育观众,并提出了喜剧的责任在于“以滑稽突梯的描画,攻击我们世纪的恶习”,并“通过娱乐来改正人的错误”的主张。如果有娱乐而无教训,喜剧就成了浅薄的闹剧;反之,有教训而无娱乐,教训的目的难于达到,喜剧也就不成其为喜剧了。所以,真正的喜剧必然是寓教于乐,在娱乐的同时,“纠正人的错误”他说:“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了。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致命打击。责备两句,人容易受下去,可是人受不了揶榆。人宁可作恶人也不要作滑稽人。”他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观点,融化到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里,让观众在受到形象吸引的同时,自己去探索和领悟作品的主题思想,于潜移默化之中受到启示、感染和鼓舞。他的作品猛烈地抨击僧侣、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欺骗、诡诈和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