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高培勇当然不怵给我“讲课”。1997年4月他39岁那年被请到中南海,在国务院举办的“税法专题讲座”上授课。面对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委办首脑100多人,那么大的“阵式”都见识过了。我曾问他那次紧张不紧张,他坦言:“开始不紧张。朱镕基总理(当时是副总理)问我要讲稿,我说没有讲稿,只有提纲。我把这当作一次正常的讲课,我在大学里讲了12年的课。朱总理说,高培勇教授,这可能是你从教以来所遇到的官阶最高的一班学生了,但是你不用去管,放开讲罢！讲着讲着,他开始频频发问,我感到了压力,想是不是讲错了?或者方法、内容不符合要求?我真的紧张了。不过当天晚上我知道了朱总理的评价——高培勇教授讲得很好,结合我国实际,言简意赅,深入浅出,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值得研究。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高培勇又被请到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讲课。至于再以后给各省、市领导班子巡回授课,便颇有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味道了。高培勇这样区别给领导干部讲课与给在校学生讲课的不同:给学生讲课,注重的是学科体系的完整和系统性,侧重的是分析,路线是从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给官员上课,不能从学科体系出发,要抓现实问题,找到切入点层层剥开,发掘本质的东西,侧重的是综合分析,路线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
出处
《人民论坛》
1999年第4期18-21,共4页
People's Tribu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