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与资源

不久以前,我和几个年轻小说家去参加一家周刊的讨论会,事先通知的题目是钱钟书。但到达会场之后,讨论的题目却变了,主持人希望大家谈谈钱钟书简朴的丧事,另外还夹进了一个从容面对不治之症的小女孩的事情(近一阵报纸正在炒作)以及前体操运动员桑兰正如何与病魔抗争。主持人似乎指望我们能提炼出某种乐观人生观,并教给他们的读者。但不幸的是,那天不知道谁领头,大伙就把主持人预设的话题拆了个片甲不留——本来,把钱钟书、小女孩同桑兰在死亡或病魔层面上并置就颇有些荒唐,很有些后现代色彩,可与会的恰好都是些小说圈里的拆解专家。于是,探寻死亡的意义变成了对媒体的声讨。丧事不大操大办,有什么值得奇怪?当一个孩子面对着厄运时,凭什么就不该容许软弱与忧伤的存在呢?有一位朋友甚至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