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在北京市政协工作,是1983年到1985年,即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到六届三次会议。我之所以在三次会议时就退下来,是因为当时中央决定在政协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凡超过70岁者要一律提出辞职,改由较年轻的干部接替工作。这对于改变领导干部终身制,无疑是开了一个好头。当时,我们国内的政治形势正处在大变革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灾难深重的十年浩劫。北京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召开,就是要拨乱反正,重建市政协的组织,恢复它的正常工作。
出处
《北京观察》
1999年第8期14-16,共3页
Beijing Obser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