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隐士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一方面受尊敬与喝采,一方面则受贬斥与嘲讽。这种矛盾态度先后见之于鲁迅一人。在发表《狂人日记》之前,他曾寓居S会馆埋头整理中国文化古籍,以消去生命。后来却走出象牙塔,对隐士采取了激烈态度,批判其带给中国社会心理、民族情绪及思想文化的负面影响。前后巨大反差,正在于鲁迅对于国家前途、社会群体的责任意识,超越了对完善个体生命的珍视,从而以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取代了归隐意识。
出处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8年第3期54-57,共4页
Journal of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