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近生命的底蕴——就《新诗大千》的写作答客问

客:你为什么要呕心沥血三千年,写这部洋洋五十八万言的《新诗大千》? 答:是生命的呼唤,是一个躁动不安的灵魂与众多心灵碰撞后的呐喊! 我向来认为文学即人学,诗歌即情学。作为一种艺术,它是诉诸人的整个心灵的。诗总要以情动人,以美诱人。我写《新诗大千》,就是要展示新诗所具有的美的风采。但从更深层的意向来看,《新诗大千》的面世,则昭示着:它从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臣服”于政治需要,把自己蜕变为对某些简单价值原则的恪守或复写中解放出来,又从直接作用于诸如道德教化等方面的尴尬境界中挣脱羁绊,并从近几年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过于依附文化“时尚”,或赶时髦,受到视听艺术等大众传媒的强烈挤压中,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摒弃来自各方面的困惑,迷惘,浮躁及颓丧,开辟出一片属于文艺自身的绿地——以诗体学,或者说,以“形象思维结构学”为宏观理论视点,去统摄、贯穿3/4世纪的新诗发展史、新诗发展艺术成就的散金碎玉,并同时涵汇对思维学、美学、语法修辞学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某些结论和偏颇的反拨,以呼唤文学回到自身的特性中去,理论研究回到自身学科建设和基本规律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