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作为人文制度,并由此标示古典与今典(上)

该文系一篇关于礼乐问题的历史文化研究学术文论，提交[现代社会的礼乐重建]学术研讨会（该会由中央音乐学院与台湾佛光大学南华管理学院主办，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六日至七日在北京召开）。该文认为，礼乐由处理办法、思想构架、观念方式、意识形态、人文制度，逐渐衍变而来。作为背景，需正视未来“文明冲突”的态势，针对“后冷战”雏形的局面，在历史断层与文化转型频繁出现的转折点，对跨世纪作出新的历史人文承诺。出于对“当代”问题的关注，需要重视一系列形态的转换──历史→当下；古典→个典；正史→稗史；书面文本→口头文本；思想史→学术史；等等。由此引发“问题意识”丛生，并须及时策略。以古典之见，礼者，已由关涉行为者而聚合成规矩之则；乐者，已由关涉音声者而泛化为协调之义。故，礼乐之乐，乃假借乐艺之乐，且与礼呈同述之态（观念方式）。进而，因乐之所及泛化至和，又成为古代上层意识形态所力图倡导之人文秩序（意识形态）。遂，礼乐相和，是为中国古代最具典型意义，且占据主流地位的人文意识形态。更为关键者，对人文历史具制动意义的文化当事人而言，则又为统治者维系社会秩序的一个人文守则。其潜在者，即为“文以载道”，以至成为古代文人成就自我的人格之鉴。文以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