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杂忆

1949年以前,我曾两次在香港居住和工作过一段时间。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半年多的时间。一次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有一年多的时间。现在我要说的就是关于这两次在香港期间生活的一些杂忆。至于1949年以后,我也到过几次香港,就不在这里说了。我在1941年初春,离开重庆,坐公路长途客车,经过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在福建三都澳海口坐船到上海,再由上海坐船到香港。这时是在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共团结抗战的形势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在国民党地区的一个最重要的进步书店——生活书店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迫,已无法生存;生活书店出版的几种杂志,包括我所主编的《读书月报》,都不能继续出版。生活书店的主持人邹韬奋不愿在压力面前屈服,在这时避开特务的监视,从重庆去香港。他离开重庆后的最初一段路和我同行,但到湖南衡阳后他就转往桂林,乘飞机到香港。因此在我绕了个大圈子到达香港时,韬奋已经到达那里,而且生活书店的其他一些主要工作人员也到达那里,开始安排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