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录鬼簿(六)——最后的士大夫:汪曾祺

一个偶然的机会,北京的一群文化人聚集在大连,被安排在棒槌岛宾馆过了几天神仙日子。其中,最年长者是汪曾祺,最年幼者是我。大约也正是因为有了我,汪先生身上的“梨园人”的一面,才又恢复了不少,我不但能够注意去听他的话,有时还对撞两下。为此,就更勾起了汪先生的兴趣。 这几年,汪先生无论走到哪里,总是随身带着印章,遇到别人求字求画,只稍稍推辞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