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金瓶梅》是一部集中描写市民“人情人欲”的长篇小说。而兰陵笑笑生对人欲的审视具有二重心态。他既能站在的时代进步的行列宏扬人欲而又视人欲为犯罪之源;既能从时代发展的视角赞许了商人的崛起及其历史意义而又从理性的视角表示忏悔。事实表明,以苟子“性恶论”为核心的“佛教因果观”是困扰制约作家创作的根本。因而导致作者混淆颠倒了变革时期旧矛盾的性质及其因果关系,掩盖了末世地主阶级的腐朽本质,削弱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及其创新意义。
出处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1996年第1期16-21,共6页
Journal of Ningxia Normal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