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第三“范式”——编者的话

亲爱的读者,本刊开设“新市民小说”专栏已有一年.这一年来的成果,我们大致可从创作与理论探讨两个方面来加以回顾.首先是在创作上,一批既带有新锐的市民意识又各具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家与作品相继涌现.北京的邱华栋、荒水,上海的唐颖、沈嘉禄、殷慧芬,广州的张欣、张梅等,初步形成了京、海、粤三种不同风貌的“新市民小说”作家群.即使在某些内地与边缘省份,像湖南的何顿、广西的凡一平,他们的“新市民小说”写作也非常具有活力.同时,值得加以关注的是,“新市民小说”在艺术思路上对于乡土小说与文人小说的发展也正在产生不容忽视的渗透作用。其次是在理论探讨上,由于“新市民小说”推助,上海与北京的一批青年学者如陈思和、李天纲、任仲伦、韩毓海、、许纪霖、薛毅等等,对于“市民社会”、“市民意识”、“人文精神与市民理想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等非常具有本土实践意义的问题进行了学术探讨。这场刚刚开始的讨论,提出了一个观察中国当代文学乃至近现代文学的新视角,这就是除了早已为人熟知的“阶级斗争——革命范式”与“唤醒民众——启蒙范式”之外,还可以有一个“民间——市民范式”。在中国小说史上,“民间——市民范式”其实是一个比其它范式更为古老的传统.但由于受五四以后先进知识分子“启蒙”文学传统的影响,我们以往常常视之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的脉胳。在四十年代中期,张爱玲在沦陷区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