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古典文献编纂的《别录》、《七略》两部书目,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它的出现,开创了我国古代目录学、校勘学、分类学的先河,并影响着后世近两千年来图书事业的发展和学术思想的研究。它所采用的“七略分类法”比欧洲第一个正式的图书分类表,1545年德国吉士纳(Konard Ne-suer)的“万象图书分类法”(Biblfot heca universals)早一千五百五十一年,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对《别录》、《七略》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更好地研究先秦学术思想演变,研究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
出处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
1990年第1期91-97,共7页
Journal of Ti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