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

中国本没有新闻学,19世纪的西学东渐逐步在中国形成了新闻学。从王韬写出第一篇国人的新闻学论文《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到1918年新闻学科的创立,这段时间可视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阶段。洋务、变法、革命唤起了国人对新闻学的启蒙,这个起点决定了新闻学尚不可能被看作“学”,而只被看作服务于政治的“新之具”(谭嗣同语),用粱启超的话说,即新闻学要论证的是“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种认识下,现代报纸“通”的作用最后被归结为“通上下”,这一视角也使报纸的主要任务变成了“政本之本,教师之师”。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把信息的传通视为一种控制手段,无论是遭后世批评的周厉王的“塞”,还是受后世赞誉的周召公的“疏”,考虑的都是如何控制舆论以“治民”。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