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本世纪50年代后期起,杨万里研究中引入了两个新的尺度:一是对民族灾难的认识,一是对民生疾苦的同情。论者以为,杨万里对这二者都“缺乏深厚感情”,他的诗,“思想性是不高的”。这种认识,基本上为建国后的杨万里研究定下了基调。所以,多年来,对杨万里的评价,一直被限制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
出处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年第3期33-38,共6页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