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圣经》中的“公义”观念

《圣经》是世界图书史上译本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也是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神学经典,兼为古代希伯来人的历史典籍和文学遗产,《圣经》厚重地积淀了一个"早熟的民族"的生存智慧。它形成定本后由基督徒和犹太人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养育后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成长的基本元典之一。古往今来,这部大书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向多种极为歧异的阅读敞开着大门。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读者身份的歧异性和《圣经》内在要素的多样性——一方面,读者可能由于时间、地点、人种、族裔、教派、性别、个人阅历、文化传统、现实条件和阅读意图的差异性而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圣经》中的文化元素又具备无限的丰富性,其素材来源和成书过程异常复杂,文体样式和书写手法变化多端,文本意义在不同层面的呈现更是各有千秋。所有这些要素奇妙地组合起来,使人难以指望对《圣经》进行无可争议的单一阅读。《圣经》自唐朝起就传入中国,19世纪中期之后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文学发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后,《旧约》作为古希伯来文学的代表作,《新约》作为古罗马文学的一部分,相继成为我国高校外国文学史基础课程的教研对象,这表明其世界文学经典的地位已得到国内学界的认同。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近年来探讨圣经文学的论文、专著和译著越来越多,且有着进一步发展的势态。今天,中国学者应当如何理解《圣经》这部内容繁复、众说纷纭的古代遗产?如何认识圣经文学研究对我国当下新文化建设的意义?本刊特邀请几位在此领域有所建树的学者,请他们对这一议题发表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