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在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虽然疏离于时代主潮之外,但在文学史上获得的评价却是难得的一致,足以自成一种"创作现象"。这种现象固然与文学评价本身的时代演变有关,也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文学传统前后衔接,但在汉语文化的创作背景下,他的创作之所以如此容易被接纳,毫无障碍地获得共鸣,其实与创作中渗进的传统文化人格有莫大的关系。从小说的情感抒发、情节节奏、氛围营造到人物品性无不显现出浓重的古典士大夫情调。汪曾祺的出现与其说是一种文学创作意义上的新生,不如说是传统文化人格的精神流脉由隐而显地重新涌动,并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