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货币政策于1997年底结束了以贷款规模为中介目标的数量型直接传导,开始了以M2为中介目标的数量型间接传导。2004~2007年的9次加息和截至2008年11月中旬的3次减息都说明了价格型工具已成为货币政策的调控主角。特别是2006年10月8日我国推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简称Shibor)的培育方案以后,Shibor能否成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以及是否应该建立以Shibor为中介目标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出处
《中国金融》
CSSCI
北大核心
2009年第13期74-75,共2页
China Fi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