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白鹿原》主要人物的历史意识为分析对象,梳理小说叙事对于众多历史意识的处理方式,以此呈现小说书写集体史的独特实践。在小说叙事展开中,无论是白嘉轩和朱先生,鹿子霖和田福贤,还是鹿兆鹏(白灵)和岳维山,几乎都封闭在自身的历史意识之中。真正经历冒险的主体是黑娃与白孝文。他们接受了不同历史意识的教诲,从而使叙述的动力性展现了出来。通过对于这一叙事轨迹的解读,可以发现《白鹿原》在后革命时代回归儒家文化的深层原因其实源自对于虚无性的焦虑。如何重新来讲述我们民族的“故事”,从而抵抗这种历史意识的“坏的无限性”,成为当代文化的迫切任务。
出处
《现代中文学刊》
2009年第5期64-72,共9页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