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塞尚

"五四"学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西方文化殖民主义者的世界观,即先假定一个意义和价值的单纯的输出中心(此即地理上的"欧西"),然后将"欧西"之外的其他地区视为单纯接受这个"中心"的影响的亦步亦趋的摹仿者。十九世纪发明的社会进化论则以其线性时间观为这种殖民主义地理学提供了历史合法性,即"西方"已光荣步入"现代",而"东方"尚滞留于"前现代"。"西"与"东"的地理对照渐渐与"新"与"旧"的时间对照融为一体,以致"西"与"新"、"东"与"旧"成了可互换的词。如此一来,"东"只可能是"西"的一个模仿者,它无力为"西"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可资模仿的东西。不过,当中国的西化派把中国的科举制度当做"愚民"政策而痛加贬斥时,西方却从中发现了一种民主的可以促成社会阶层的纵向流动的公正的考试制度,并以此为借鉴,进行本国的文官制度改革,以考试制来弱化任命制。如果说科举制度为西方官僚体制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参照的话,那么,当西方官僚制度被引进中国时,它却被中国的西方主义者认为是完全来自西方的。文学艺术方面也大量存在这种被"西方中心论者"遮蔽起来的"双边贸易"。例如"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故乡也被认为是"西方",然而西方众多现代主义者却是通过摹仿东方"传统的"(这意味着"古老的")文学艺术来发明自己的现代主义风格的,此时所谓的"故乡"也许只是其旅途中的一站。在这种情形下,"古老的"有时就是"现代主义的",甚至是"后现代主义的"。这种"不断的返回"使进化论的那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线性时间观发生断裂,并照亮了一个一直在从事"双边贸易"以及"多边贸易"的繁杂的世界。在不息的流动中,任何一种东西的"故乡"都已变得模糊。张爱玲在"西方现代主义美术"与她自己的写作风格和策略之间感到的那种"内在的、微妙的默契",到底是何性质?她自己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或许她未能意识到,这种默契可能来自她突然在"西方现代主义美术"中发现的"东方情调",虽然这种"东方情调"经过漫长的旅行已变得面目怪异,有些难以辨认,但它的某些部分还是唤起了她对本土古老文化的回忆,于是,在"五四"学人那里不可互通以至必须非此即彼的"传统"与"现代"(如胡适的"死文学"与"活文学"),在张爱玲那里其分界线就变得模糊了,她在那里发现了艺术的更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