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上个世纪末,笔者曾有幸结识我国学界泰斗、享誉世界的比较文化大师季羡林先生,先生对我提出的若干学术问题不吝赐教,先后谈到的问题有:中国人的普希金情结为什么那么浓?如何评价《沙恭达罗》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为什么说哥廷根就是德国的佛罗伦萨?德国为欧洲及世界近代文化贡献了什么?在文艺复兴基础上形成的西方文化为何应被看做是进步文化?"传道、授业、解惑"与"培养学生独立地获取、运用、创造知识的能力"为什么是两种不同的教育观?如何读书和做学问?在季先生看似零碎又不经意的谈吐中,始终贯穿着"东西方文化比较"这条主线。季先生作为一位曾长期接触西方文化但又毕生从事东方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学者,其文化之厚重、思想之深邃、视界之高远、胸襟之博大,尽在其漫不经心、娓娓道来的言谈之中。
出处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5期3-13,共11页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Social Science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