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国古典学术的门类体系中,文献学与历史学一直处于混沌不分的状态。"五四"以后,以胡适、顾颉刚等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承袭乾嘉汉学之余绪,专心于古籍文献的考辨整理,成就一种文籍考订之学。这种文献学范式蔚为民国时期史学研究的主流。但文献学并未完全吞噬和覆盖历史学。20世纪以来梁启超等尝试以进化论和文明史观重构中国历史,关注焦点在历史客体、历史进程本身,这就塑造了一种新历史、新史学。然而,文献学与历史学的胶合不分,产生了严重的流弊。直至1980年代,二者才真正实现分流自治。在新的格局之下,古籍整理空前活跃,自立门户的文献学一度鼎盛;历史学则由社会史占主导,回归以人为中心、以社会生活为中心的正途。文献学与历史学开始缔结起一种分途发展、相辅相成、和谐共存的良性互动关系。
出处
《山东社会科学》
CSSCI
北大核心
2010年第1期53-58,共6页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