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33年初,华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北平和天津处于日本关东军的包围之下,因此促使华北停战,保全平津成为国民政府的当务之急。为此,国民政府采取非常规的做法,不以其外交部与日本外务省直接交涉解决华北问题,而是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专事对日交涉。这主要与国民政府希望以地方当局的名义,将两国间复杂的政治外交问题转化为单纯的军事问题的策略有关。
出处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10年第1期95-100,共6页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立项课题"近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06JJD77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