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新诗应该守常应变

本期我们推出《新诗的"变"与"常"笔谈》(之三),发表张炯、王珂、张中宇三位先生的文章。他们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各自的观点,可以帮助对这一话题感到兴趣的读者思考。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永恒是不美的,问题是新诗应该怎么变。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有一种不无影响的说法,新诗的新,就在于它对旧诗的瓦解,就在于它的自由。在一些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纯净内向的李商隐,哀婉悲痛的李煜,笔墨凝重的苏东坡,愁思满怀的纳兰性德,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在现代社会,尽管现实多变,艺术多姿,但如果在这方面"反常",诗歌就会在现代中国丧魂落魄。诗之为诗,在形式上也有一些必须尊重的"常"。以为新诗没有艺术标准,无限自由,是一种危害很大的说法。凡艺术皆有限制,皆有法则。中国新诗和中国古诗,同为中国诗歌,就有一些共同的"常",或者说,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新诗人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诗形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戴望舒平生写了92首诗,从他的《雨巷》——《我的记忆》——《元日祝福》所走过的之字形的探索之路,可以明显看出他对音乐性的回归。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有小众化的诗,更有大众化的诗。在唐诗里,有李商隐们,更有李白们。就是李商隐,他的诗也获得流传。想想古代传播媒介的单一,更值得深思。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新诗,新其形式须是诗。在"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已经开展了三次的笔谈是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