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今传《山堂考索》和《吟窗杂录》两个版本的《诗品》序言和评语都显示,诗歌选录原是《诗品》文本构成的一部分;《隋书·经籍志》和《文选序》中描述《文章流别集》和《文选》编撰过程的语句与《诗品》自述编撰过程的语句在意涵指向上的一致,甚至钟嵘本人对《诗品》结撰方式的指称也证明,《诗品》原是诗歌总集。《诗品》的编撰方法和操作过程是先选诗而后评诗,给诗人的品第安排和评说都是以入选的篇章而不是列评诗人的全部五言篇什为依据的。由于《诗品》对作家作品的等第评定、艺术评说和源流关系的认定,乃至钟嵘本人诗学理想的宣示都建立在诗选基础之上,所以诗选删除所导致的《诗品》文本的变化不仅是构成性的,而且是功能性的;这一变化给《诗品》研究留下了不可弥补的缺憾。
出处
《文学遗产》
CSSCI
北大核心
2010年第4期14-24,共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