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41年10月24日，郁达夫在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时如此写道：“在抗战前一年，我到日本去劝他回国，以及我回国后，替他在中央作解除通缉令之运动，更托人向委员长进言，密电去请他回国的种种事实，只有我和他及当时在东京的许俊人（按：许世英字俊人）大使三个人知道。”1947年10月1日，王任叔在《人世间》2卷1期发表的《记郁达夫》沿用了该说法：“抗战的之前，去过日本，和许世英大使共同设计把郭沫若弄回中国来的。”
出处
《新文学史料》
CSSCI
北大核心
2010年第3期143-152,共10页
基金
"2008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课题<郭沫若归国考--从郭沫若看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课题编号SC08E05)"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