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纵观抗战以前的中国历史,很难找出有哪一个历史时期,文学艺术与战争的关系像抗战时期这样密切;抗战文学与国家战略和民族利益之间的关系,是随着国家,特别是作为"舆论领袖"的文学艺术家,对大众传播的工具理性认识而逐渐强化的一种历史必然。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功能与作用被无限地放大。此前被"常识"认为与新闻完全不搭界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也毫无障碍地被国人认同为,是理所当然的大众传播工具或最佳的传播形式。在积极主动向报告文学学习和靠拢的过程中,尤其是小说和诗歌的面目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小说家们深刻地意识到,在抗战传播中用"两面理"更能体现宣教者对生活、艺术和国家的忠诚,以及对自身职责的全面准确的理解;抗战诗歌"大众化"和诗人"被大众所化",除了战时工具理性宣教目的外,更以诗人在这场民族圣战中的"自我改造"为深层意识背景被提了出来;诗歌完全变为反叛主观抒情性和"私人化",而以客观性、纪实性叙事抒情为特色的"公众化"宣教利器了。
出处
《文学评论》
CSSCI
北大核心
2010年第5期165-170,共6页
Literary Review